[8]参见[英]亚历克斯•斯特凡尼：《共享经济商业模式——重新定义商业的未来》，郝娟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
[9]新《行政诉讼法》打破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桎梏，也是对支持调解观点的认可。为与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和解概念相区别，同时又能反映出法官在其中的协调作用和当事人享有的和解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采用了协调和解概念。
行政争议作为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中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的纠纷，具有涉及面广、社会关注程度高、化解难度大等特点。因此，可考虑将履职案件、行政协议案件等案件纳入诉前调解程序，在不突破新《行政诉讼法》有关可调解案件的法律规定前提下，既能弥补法律规定的可调解案件范围的有限性，又能有效促进案件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当事人选择诉前调解的，在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条件和属于法律规定可以调解案件的范围内，可以纳入诉前调解程序。（三）接受当事人请托或收受财物。在诉前调解程序中的受理、调解员确定、材料移转、送达、结案等环节，设定相应操作流程。
行政诉讼制度的直接功能是解决行政争议。笔者认为，为更好地贯彻公众参与的理念，应允许探索行政诉讼调解的诉前调解机制。因此，民法典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则。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一章总纲则直接规定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宪法》第6 条第 2 款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的宪法上的权利都能够规定在民法典中。另一方面，表明民法典规范的价值和效力来源于宪法规定。也就是说，民法典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交易规则不得违背宪法确立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得不当限制公民基本权利。
如前所述，并非所有的民法问题都涉及宪法，也并不是所有宪法上的权利都可以转化为民事权利。只有在出现复数解释，且可能涉及违反宪法时， 才需要进行合宪性解释。
这就是宪法学者所说的法源法定。这两方面的规定实际上确认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法对市场起着极大的支撑作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构建的完整体系，它在宪法的指引下， 形成了一个规则的体系和价值的体系。
一般而言，民法典的规则设计应当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通常并不会与宪法相违背，但由于民法并不是宪法的实施细则，其也具有自身的体系自洽性，因此，立法者在进行民事立法时，虽然应当以宪法为基础，但也有一定的规则设计的自主性，这就需要运用宪法对民法的相关规则的合宪性进行消极控制，以尽量避免相关的民法规范背离宪法的精神，甚至与宪法相违背。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应当继受《物权法》的立法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征收、征用制度。再如，民法典通过确认个人所享有的各项人格权，同时对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行为进行必要的控制，有利于具体落实宪法保护个人人格尊严的规定。与《合同法》的规定不同，根据宪法 的表述又回到了民法文本中。
以乙肝歧视第一案为例，法官在解释特定法律规范时，并不是直接适用宪法，也没有解释宪法。另一方面，平等保护的原则应当贯彻于整个民法始终，不仅要在民法总则中明确宣示国家要依法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权利，而且通过民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加以贯彻落实， 从而为市场经济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
民法所确立的交易规则本身就是直接服务于市场经济活动秩序的。例如，在齐玉苓案中，本来是一起典型的侵害个人姓名权的案件，而有关司法解释将其界定为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纠纷，从而引发了学界争议，事实上，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规定国家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义务，即规定国家负有为每个公民提供相应的教育设施及其他教育条件的义务。
第三，对于宪法所规定的一些保护权利的宣示性规定也可以具体化为民事权利。该条并没采用根据宪法的表述，民法学界普遍认为，即便立法没有明确表述根据宪法制定，也是其应有内容。而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只有通过民法的具体规范才能具体落实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而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和发展。创造规范的权利从一个权威被委托给另一个权威。民法典通过规定公示公信原则、善意取得制度、表见代理制度、信赖保护原则等一系列原则、制度和规则，从而有效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本文原载于《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1期。
所谓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不能通过民法上的侵权责任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公法方式加以解决。所以德国《基本法》第 100 条第 1 项规定：法院认为裁判案件所依据的法律违反宪法时，应中止审理程序，如该法律违反州宪法，则应征求有关主管宪法争议的州法院作出的裁判意见，如该法律违反本基本法，则应征求联邦宪法法院作出的裁判意见。
民法在效力层级上以宪法为依据，具有如下含义。第二，实现对民法规范的合宪性控制，使民法典符合宪法的精神。
合宪性解释很大程度上是验证解释的结论，而不是为了阐明宪法自身的含义。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与完善，必须依赖民法对合同、物权等民事权利的具体规定才能加以实现：第一， 民法要确认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即明确各类市场主体具有相同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而为其进入市场从事各种民事活动奠定基础。
在民法典中写入依据宪法，制定民法，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之上，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第四，保障宪法的实施。第三，通过合宪性解释方法，准确解释民法规则。
从比较法上来看，许多国家的司法判例都承认，宪法基本权利在私法关系中同样能发生效力，这种效力可能是通过在民事判决中直接适用宪法规范的方式，也可能是通过合宪性解释的间接适用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过民法典对个人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进行保护就是宪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因此，民法当然是依据宪法而制定的，在效力层级上以宪法为依据。另外，按照排除功能，必须排除不符合宪法的解释结论，这实际上体现了合宪性解释的规范控制功能。
任何国家的法律体制从来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宪法规范相比，民法规范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其仍然是宪法所确立的一国法律秩序和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精神和价值理念也应当符合宪法的精神。再如，《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所享有的劳动的权利，就主要应当通过社会法予以保障。
在各项权利的内容得以具体化后，再强调这些权利具有排除公权力非法侵害的效力，也会强化这些基本权利的效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宪法的功能。例如，依据《宪法》规定，国家所有的土地不能转让，但土地进入市场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这就需要在保护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同时，通过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等制度，来实现二者的结合。再如，如何防止个人数据信息被泄露，保护公民的通信秘密，还需要国家通过制订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规定加以贯彻落实。按照凯尔森的观点，宪法规范是最高效力层级的规范，任何其他规范都是从宪法规范中引导出来，凯尔森指出，一个动态体系的诸规范，只能由那些曾由某个更高规范授权创造规范的那些个人通过个人意志行为而被创造出来，这种授权就是一种委托。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至少内含如下含义：一方面，表明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民法典的规范不得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因此，为了强化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各国法律大多是在宪法和行政法中对征收制度作出规定的。
合宪性解释方法有利于使民法规范与宪法保持一致。因此，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全国人大制定民法典的立法权限就来自于《宪法》，这也构成了民法在效力层级上以宪法为依据的基础。
内容提要：学界就民法典是否应当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存在争议。如果把法律的等级看作是金字塔，宪法则处于塔尖的位置，其效力要高于一般的法律，任何法律、法规如果与宪法的效力相抵触，都必须被认定为无效。
